一直想寫一篇透過九型人格視角來解讀中國文化的文章。眾所周知，人有不同的性格，同樣，企業和國家也有不同性格，集中體現在企業文化和國家文化，作為具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中華文化與九型人格到底有什么關系？

一種性格就是一種文化，組織也是如此，正如倡導服務的海底撈就是2號文化，倡導唯美質感的蘋果就是4號文化，如果國家也有型號，那么美國更像3號文化，德國更類似1號文化……而經過我們長期的觀察、研究和分析，我們的中國則傾向于6號文化，因此我們中國如果有性格，最有可能是6號！

每種性格都有健康層級，中國作為6號國家，也有健康層級之分，我認為，周朝及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接近健康層級的6號，那時候涌現了很多“千金一諾”，“舍生取義”的英雄義士。在秦漢之后，楚漢相爭劉邦的勝利讓人們記住了“勝者為王敗者寇”，功利主義、趨利避害、甚至不擇手段的思想開始取代了先秦的英雄主義和殺身成仁。中國人的性格逐漸出現“詐偽不誠”、“窩里斗”、“缺少理想”、“算計”、“膽小怕事”、“抱怨”等民族病，這些也標志著6號國家的掉層。

近代的明清以后，先閉關鎖國和盲目自大，后搖擺不定，妥協茍安，從開始的自大到自卑，民族自信心更是急劇下降，中國被稱為“被閹割的龍“，6號國家逐漸掉層，到文革期間“懷疑一切，打倒一切”（6號掉入第六層級）……直到今日，這個層級依然沒有提升到健康層級，人們之間的信任危機非常嚴重，鄰里之間如同陌路，見陌生路人微笑或打招呼都被認為不正常，老人跌倒要不要扶？搶救時剪壞病人的衣服要不要賠？各種騙術層出不窮，人們之間彼此防范，人們請親戚朋友做經濟擔保都異常困難。同時，在近十幾年來，我們的6號國家還進入到壓力狀態（6號動態遷移到3號狀態），在焦慮和不安全感驅使下，人們有變得越來越急功近利、愛慕虛榮的傾向。

要想重建國家的誠信文化，就得提升國民的健康層級，要提升健康層級，就需要了解我們國家的性格，那么接下來，我們就從以下七個方面用九型人格解讀中國歷史與文化，以期讀者能從中獲得一些啟示。

01

古代中國的“英雄義士” 

——高層6號的“一諾千金”

我在看先秦的一些義士故事的時候，覺得和現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非常不同，他們好像“命不值錢”一樣，動輒以身家性命來成全道義，拿性命來幫助朋友，報答恩人，其實這不是在輕視生命，而是把氣節、“義”、“承諾“看得比生命還重要。中國古代有很多 “一諾千金”，“士為知己者死”的義士典故，他們為了承諾和托付，至死不悔地“執信而行”，這種“義士風骨”正是六號性格的高層光輝，例如比較著名的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荊軻刺秦，還有專諸之刺王僚，聶政之刺韓傀，要離之刺慶忌等典故，還有“不飲盜泉之水”、“不食嗟來之食”，寧可餓死的古人。

他們忠于國家、家族和朋友，也忠于自己的信仰和信念，涌現出很多生死之交、刎頸之交……先秦的這種義士豪杰精神體現出寧折不彎、重視道義、心靈高貴、注重人格尊嚴等，但在秦朝以后就發生了很大變化，其根源要留待歷史學家們去研究了。

因此，我認為，秦代以前的中國大體上接近健康層級的6號——勇敢的英雄、迷人的朋友、忠信的伙伴。透過以上三個詞語，我們大概了解高層6號的特點，那么高層6號具體還有什么特點呢，我們再多說一點。

      高層6號有勇氣、有擔當、獨立、不屈不撓，始終跟隨自己內在的信念自我指引，同時，他們值得托付、值得信賴，以行動為導向、富有魅力、忠實可信、堅守承諾、具有犧牲精神、警覺、負責、受人尊重，是一個堅定而可靠的人，也是一諾千金保護他人的朋友、伙伴，對抗有害的權威體制。這些特質都特別符合先秦義士豪杰的風骨，也是“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本自具足的內在品質！

02

“小集體主義”與人情關系 

——6號的“人際關系長城”

中國到底是個人主義還是集體主義？

對此問題，國內外學者也是爭論不休，費孝通先生在其《鄉土中國》中形象地描述了中國人際關系特點——“差序格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像一圈圈的波紋，以自己為中心向外推，越推越遠，彼此的感情也越來越淡薄。”以“我”為中心的人際譜系沿著遠近關系，關系向內越來越親密，是“自家人”、“近親”，關系向外越來越疏遠，是“遠親”或者“外人”。

中國人在社會人際關系中也會沿著“差序格局”往外擴展，作為“譜系特征”的延伸的“差序格局”不僅包括親緣關系，還包括了地緣關系（如同鄉）、學緣關系（如老同學）、老同事關系、老戰友關系等“自己人”，進而在周圍人群中構成“我們”和“他們”，“自己人”和“外人”的分別。

由此，中國人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集體主義文化，這種特殊的文化既不是個人主義，也不是集體主義，而是以“自我”為中心，向外不斷推遠，與“自我”的關系距離靠近的人構成“圈內人”、“自己人”，而與“自我”的關系距離較遠的則構成“外人”，而“自己人”和“外人”之間也有很多層次，形成一圈又一圈的關系，所以盡管中國人看起來是集體主義精神，卻又非常缺乏合作精神，團體概念很薄弱，因為中國人的合作精神常常僅在“圈內人”之間。

因此，中國人的價值體系不是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所能描述的，中國人的價值觀是以個人為中心，但與西方的個人主義只關注自我又有所不同，中國人需要和周圍人保持和諧的關系。因此，集體主義的本質其實是“關系主義”，中國人和周圍人的關系并非平等，而是一種“有差別的關心”。我國學者陳昭全將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定義為“橫向集體主義”——關心的不是個人和集體的關系，而是個人和他人的關系，強調的是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實質是一種“關系主義”。因此，“關系”目前在國際上翻譯為guanxi，已成為國外學者研究中國文化的特殊詞匯。

因此，我們需要說到6號的“人際關系結盟”，也稱之為“人際關系長城”，6號喜歡通過“結盟”的方式來獲得安全感，應對他認為一個人無法應對的不確定的未來和各種自己想象的危險。所以，你要想順利看病，得醫院里有“熟人”；你要找好的學校入學，得教育部門有“熟人”……

這種“找熟人“的思想遍布中國各個領域，而這正符合6號的“人際關系長城”。當然，他們也要對“熟人”進行付出，正如6號性格為支持其安全感的人際關系的大量付出（這種付出不亞于2號），所以我常說6號是“有圍墻的付出”，2號是“無邊界的愛”。6號“付出”本質上還是結盟的需要，所以他們只會對和自己關系近的人付出，因為知根知底，更容易信任，“自己人”和“外人”明顯內外有別，而這恐怕也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差序格局”的原因。

03

追尋完美的圣人、領袖和英雄 

——6號的“追尋完美權威指引”

西方的神話故事很少有對神的崇拜，他們把這些神們拉下神壇，哪怕你是英雄、領袖、偉人，首先都是凡人，所以西方的“神”往往不避諱有缺陷的描寫。然而中國文化喜歡追尋或打造一個完美的圣人、領袖或英雄，古代人物傳記里對皇帝或圣賢大德的介紹里常有一些“天降異象”的故事，說什么出生前母親夢見龍或出生時有彩虹、祥云等等瑞相。

“天降異象”不僅僅是一種美化，更是一種“神化”，一種“上天授權”的暗示——他天生就注定是一個偉大人物或領袖，中國人為什么喜歡“造神”，這非常符合6號的內心特質——追尋絕對的權威。因此，中國的史書對歷史悠久的上古時代人物會描繪得和完美的神一樣，而且常常人神合一，比如堯舜、神農氏、大禹等。這些先人更具體的信息需要歷史學家的進一步考證，商周以前的歷史目前也是難解之謎，甚至有學者指出夏朝根本不存在。當然這些內容不在我們本文的探討范疇，但我們要說的是，我們神化、美化一個“高大全”的圣人、領袖和英雄這樣一個歷史傳統是源遠流長的。

我們再回到九型人格之6號，6號性格最核心的渴望是尋求“指引”，他們總是在尋找如人生燈塔一般的“神”的指引。這個“神”就是絕對可靠的權威，像完美的父親、導師一樣永遠指引著我們的前進，他必須是天生不凡、永遠偉大、一直正確的。

6號總想被正確指引，生怕被“誤導”，但是他們對現實的權威的態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們依賴權威，一方面他們又挑戰權威，所以他們希望找到那些能夠久經考驗、無可質疑的權威，現實中的人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隱患，所以，有“蓋棺論定”的說法，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很多英雄楷模也通常是死后才追封的——確保沒有瑕疵。

然而，6號對人性的“惡”和“私欲”亦有深刻的認知，他們經常覺得被利用、被剝削，認為別人居心叵測，懷有不可告人的企圖，因此除非神化一個遙不可及的、早已死去的、高高在上的人物，才能從某種程度上讓他們相信自己是安全的——有一個永遠正確的偉大人物或者死去的偉人的思想指引著我們前進！

換到6號本人的角度，6號通常不輕易讓自己成為權威人物，因為這太不安全（盡管他們經常站在權威的高立場和角度說話），但如果有一天他們真的眾望所歸地被推上了權威的位置，他們也只能選擇自我神化了，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瑕疵”會遭到挑戰而不安全。這也就是6號壓力狀態去向3號的原理。

總之，無論是造神者，還是被造神者，都需要某種安全感，于是就有了一系列完美的圣人、英雄和領袖。

04

“利害”與“道德”的推拉

——6號的“自我對抗”

我們前面說到，先秦時代的中國是有一份堅守信念、勇敢無畏的精神的，他們可以舍生取義，然而秦代以后，尤其明清以后這份光輝則相對黯淡了很多，中國人更多掉入明哲保身，搖擺不定，妥協茍安。很多人一方面標榜道德，一方面又做著違背道德的事，結果就有了“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這樣的話。

再次回到6號，6號內心住著一位大人（超我）和一個孩子（本我），大人總是監督、制定道德與規則，監督內在的孩子，孩子一方面想符合大人的要求以避免懲罰，一方面又想按自己的真實意愿。所以為何我一直說6號的性格就像青少年的性格。

所以，6號有兩種安全感，一是維護自己的道德和信念的，我們稱為 “信念系統”——內在的安全感（這個安全感和信仰、信念、理想有關）。另一種安全感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也就是通俗所說的要考慮“利害關系”——外在的安全感。

所以，6號內心“應該……”和“但是……”就反復對抗，“我應該扶老奶奶起來，但是我怕她賴上我”、“我應該奉公守法，但是被拉下水不得已做了違背原則的事”、“我應該忠于組織，但我也得為自己的前途考慮”……“我是被逼的”、“我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這些話給了6號緩和他們內心的“自我對抗”的一系列理由。

他們不一定是說給別人聽，更重要的是要說給自己內在的“道德監督者”，實際上，6號在面臨利害關系時他們很難符合自己的信念和原則，盡管為此他們會很糾結、焦慮，就像《人民的名義》中的高育良，一方面不斷強調信念和理想，一方面又“被迫“上了賊船，內心的對抗使得他每天花園里翻地以減輕自我譴責和巨大焦慮。所以，為什么高這個人物大家覺得特別真實，因為就比較對應我們國家文化的性格。

所以，在現代社會，我們經常體會到很多國人在急功近利（特別6號壓力狀態到3號）和道德人品之間的沖突，選擇功利還是堅持原則？當6號掉層后，就會追求“暗中得利”，再做做表面文章，顯得“合乎情理”、“讓別人無法可說”、“不要做得太過……”，恐怕是古往今來的中國人，都對這種內心的掙扎和推拉是熟悉的。

05

外儒內法

——6號的兩種“安全感”

心理學家朱建軍老師稱中國人一直以來受孔子和秦始皇這兩個人的影響，這兩個人一個代表“儒”，一個代表“法”。而說到封建社會的政權統治，不得不關注“外儒內法”，“外儒內法”是一種中國從漢代到清代長時間內國家政權實行的一系列國家政策的內在指導思想。

從秦代以法家治國，到漢代的“獨尊儒術”，逐漸形成了“外儒內法”的模式——即表面推崇儒家思想，實際操作依賴法家的思想，儒法結合，即霸道和仁政的結合。一般而言，儒學重“仁政”，講究以倫理勸導實施統治，而法家講“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這兩種思想在漢代時即彼此糅雜，形成了互補的統治術。外儒內法的統治術，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自古以來即是人治而非法治——因為從外表上看，一切法都被規范為仁德的范圍之內了。那么“外儒內法”和中國的6號性格又有什么關聯呢？

如前所述，6號追求兩種安全感，一種是“信念系統”上的安全，還有一種是“利害關系”上的安全。所以6號對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安全感也是對應以下兩種：一種是“信任安全”，主要來自于思想、信念、情感層面的信任，還有一種是“威脅安全”，來自于禍福相依、利害相連的不得不信任的關系。在第三點中，我們已經講到6號需要追尋一個完美的神，完美的圣人、領袖和英雄，因此，古代的統治者們需要樹立一個完美的統治者形象，而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則可以給予一個思想的指引，從而在精神上有信任感，而儒家所講的“仁”則帶來古代人民對統治者在思想、信念和情感層面的信任。

但是僅僅這樣對于需要兩種安全感的6號是不夠的，要想更有效地統治和管理，必須還要同時關注“利害關系”，即通過法家來給予利害關系的威脅。“法”的作用是約束百姓的行為，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獎賞順服王法的人。通過賞罰來督促百姓的理論依據就是人性的“趨利避害”。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會就會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揚好的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是徒勞的。例如商鞅變法在秦國推行的嚴刑峻法和賞罰分明，但是法家的法畢竟根本上掌握在封建統治者的手里，法家使得秦國越來越強大，但是越來越專制獨裁，對人民也越來越苛刻，一直到秦始皇時代秦越來越變成了“暴秦”，后來到漢代又開始推行儒家來平衡。

漢代看到秦代僅僅依靠嚴刑峻法最后的下場就是一個短命王朝，所以漢代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如此一直延續了上千年，實際上漢代以后的統治者推行的是“外儒內法”，即以儒為面子，法為里子，不過我要特別說明的是，以儒家為面子，不代表“假裝儒家”，因為6號的安全感確實是需要二者平衡的，我相信很多封建統治者們確實一方面真心推崇儒家思想的，雖然內在也是矛盾的，但這是安撫自己的“信念系統”，獲得人民“信任安全”的基礎。

就像《人民的名義》里的高育良，他在開會時候的“唱高調”，很多人認為他在“作秀”，“虛偽“。我不認為他是虛偽，我只覺得他是自我矛盾的，作為6號，保護自己的信念是他們的安全感的重要基石。他在一遍遍重復給自己聽，讓自己確信自己仍然是堅守信念的，他這個心理有點類似封建統治者對于儒家的心理。同時他也結合師生之情，正如封建統治者的“仁政”、“愛民”，以鞏固自己的“信任安全”。

所以，6號人在沒有利害關系的時候是能夠堅持信念的，這就像1號人那樣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原則。但當牽扯到自身安危的利害關系，他們的理想、道理、信念和標準就可能開始彎曲了！同樣對于6號國家文化而言，政治事功的法家治理恰恰是儒家仁政的彎曲，當然實施法家治理時的“法”外有“情”，則又是另外一種彎曲。

06

木要“秀于林”？還是不要“秀于林”？

——6號的“低調謹慎”與“實力求安”

在中國某個人要是干了壞事，有人會說“他平時很老實啊，怎么也看不出來呢！”，“老實”似乎就成了好人的一個標志了，反而像芙蓉姐姐和羅玉鳳這樣人畜無害，自我奮斗的人，僅僅因為“好出風頭”，“好作秀”被大家的口水淹沒，雖然芙蓉和鳳姐都沒有實質上的錯誤，但是他們反了傳統。在6號國度里，“低調”是安全的，木秀于林，出風頭，都是危險的，更何況大家認為像羅玉鳳這樣的長得還不行還如此出風頭，當然要鞭撻了，其實也是在鞭撻自己——“我比她強多了，我也一直低調著呢”，但是你的心靈沒有她強大。

不能出風頭，導致了不愿表達觀點、不要第一個舉手發言。例如在課堂里，無論是讓學生發表感言還是提問，經常出現的情況是：等第一個人舉手總是要等很久，但是第一個說完后，馬上就“雨后春筍”地說開了。這就是所謂的“不敢為天下先”么？背后是不是6號文化所帶來的呢？

我們經常看到在慶功會上，那些人明明就是靠自己的力量立了大功，還要說“在領導的親切關懷和英明領導下，在全體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我取得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小成績。”6號人不傾向于彰顯個人榮耀，但是也容易泯滅個人榮耀。是的，謙虛和低調的態度更有利于團結，不至于因為太突出而被孤立，而6號最怕的就是被孤立，限于孤家寡人、孤立無援的境地！我曾經給一個6號的中學生做咨詢，年僅10幾歲的他竟然說“我關心的不是第幾名，而是我和跟我關系好的小伙伴們的名次差距有多大，我希望比他們都好一些，但是不能好太多。”不過，真正的謙遜和為安全感的不切實際的低調和過份謙虛，其中的區別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十分有趣的是，6號“害怕突出“也”渴望突出“，因此，剛才案例中的中學生才說”我要比他們都好一些“，因為如果不能突出，不優秀，也會被淘汰，這同樣是有危險的，因此，如何在“優秀”與“謙遜”之間保持某種平衡呢？其實這種平衡究其本質上又是“獨立”與“依賴”的平衡——依賴群體必須要低調謙遜，而他人一旦不可靠呢？我必須要獨立和優秀！正如現代社會的很多大齡單身女性，對婚姻的安全感越來越低，就越來越獨立，強調“靠自己”、“憑實力單身”才是最安全。婚姻越來越薄弱，單身優秀女性越來越多，雖然渴望有安全依靠，卻又不相信可以有安全，一心發展自己的能力——“如果無法信任，我就必須優秀和有實力！“（類似反6思維）

所以，在普遍的“信任危機”下，人們“各掃門前雪”，發展自身能力，6號也開始壓力到3號狀態，追求出類拔萃，追求成功也就成了6號社會的一個主流，所以近年來成功學開始抬頭。就不說成人世界的種種競爭壓力，從娃娃開始，就“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家長有壓力，逼著孩子學這學那沒得玩，老師有壓力，迫使家長陪孩子熬夜寫作業，“為孩子負責”。

但是，我們必須清醒一點，6號國家文化下的人們并不真的從骨子里追尋成功，驅使國人追求成功的動力是焦慮而不是榮耀，其實還是在追求安全和歸屬（即使追求成功的背后也是追求安全），因此中國的成功學總是被鄙視，人們也很少真心為親友的成功衷心祝賀，反而會對陌生人的苦難深表同情，所以，中國畢竟不是美國那樣的3號國家，成功學總是顯得有點尷尬，和傳統文化所崇尚的格格不入。

07

家文化、忠君與孝道 

——6號的“忠誠”與“家國情懷”

中國的“家文化”從遠古氏族部落開始，到人文初祖黃帝時期形成，黃帝靠家族的力量打敗蚩尤，形成多部落的聯合，成立了國家式的部落聯盟體制，對于黃帝來說，天下的人都是他的子民，天下是一家人，他則是最大的家長，由他制定家規、家訓，進而形成了最早的家文化體系。

這一體系對國家的體制和黎民百姓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國家的組織結構是皇帝領導的中央政府，皇帝是天子，是萬物蒼生的家長、老百姓是皇帝的子民，利用“天下一家”具有的這種家庭自然屬性的父子關系，建立國家的管理制度，確定領導者的合法性。地方政府是地方百姓的“父母官”，宗族血緣關系產生了以“父子關系”為核心的“小家庭”。這種父子的等級關系，就是中國國家政治文化的管理思想基礎，家文化思想是維系社會秩序和國家凝聚力的精神力量，是中國人的精神源泉和連接紐帶，有效地穩定了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秩序。

無論是“家天下”、“父母官”還是千千萬萬“家族”、“小家庭”，都是自上而下的“天下一家”的家文化的體現，孔子儒家思想里的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結合家文化的信仰，形成了中國獨有的家族文化體系——家規、家教、家訓！“家”給了人們以歸屬感，也是6號國家文化的必然核心，因為我們知道“家”可以讓我們有歸屬感和安全感，避免了單個人可能會孤立無援的境地。

所以，在封建社會，一個個小家族培養自己家族里出色的孩子讀書，以期待家族“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個小家族里出了科舉狀元、進士或者做官的人，往往來自家族幾代人的努力，所以這個有出息的讀書人就有義務在自己升官發財后照顧自己的家族，對傾盡全力支持自己考取功名的家族里的族人必須有“茍富貴，勿相忘”的責任。這也是今天所謂的“鳳凰男”現象的文化根源——在農村傾全家之力，終于出了個有出息的大學生后，這個男孩畢業后就需要照顧自己的家人。這不是個別現象，也不是什么時髦的、現代的事，其實是源于古老的家文化根源。

所以，千千萬萬的單個人如何去報答國家、家族呢？那就是“忠誠”，對國家要精忠報國，忠君愛國，對家族要光宗耀祖，恪守孝道，最嚴厲的處罰一個人是“株連九族”……這就是6號的“家國情懷” ，這種“忠誠”集中體現在中國人的忠君和孝道。完全對應了6號的忠誠型特質。

這種“家文化”也會延展到一切領域，例如：上司和下屬之間，師父和弟子之間也受“家文化”的影響，老領導就像老父親，弟子正如兒女，所以我們可以有親如兄弟的戰友、親如姐妹的同事、還有一群師兄弟姐妹！那么，那些這些“親如家人”的一群人就會必然構成一個“小圈子”，“門戶觀念”、“派系斗爭”，“宗派主義”， “窩里斗”等現象。例如誰是“嫡系”，“同黨”，誰是“某黨”、“某派”、“某幫”、“某系”……這也是前面所說的“差序格局”，但是根源在于“家文化”。

我們回到6號，如前所述，追求安全和忠誠的6號人非常在意“忠于傳承”，無論是老領導和老部下之間，還是老師和學生之間，這種“類家”的模式就是要忠誠，6號不介意自己的下屬和學生取代自己或者比自己還厲害，如果6號領導親自指導一個下屬，則是要培養他的表示，也是把下屬納入“門庭”的傳承人之一。所以，6號人非常在意的是這個學生、下屬心里是否把自己當做“老領導”、“老師”。

我們再舉大家熟知的《人民的名義》里的典型6號人物高育良，他對曾經的上級陳老一直有互動且尊敬有加，即便陳老退休后也是常來常往，6號在意的還是安全感。這份安全感來自承上啟下的“門生故舊”的聯盟，所以他也希望自己的學生可以“一脈相承”——“陳老那邊多請教，少巴結”。對6號來說，“請教”是依然把老師、領導當做老師、領導，是標明立場和傳承的，當侯亮平剛去漢東就去拜訪他，在他家邊下棋邊請教，高滿心歡喜，因為這說明侯心里對自己有“師承”連接。如此一來，6號就在無形中構成了自己的“派系”——那個若有若無的“漢大幫”。有趣的是，高在最后被捕前，仍然還要給侯上“最后一課”。

總之，縱觀中國的發展歷史，“家”始終是中國人磨滅不掉的印記，它承載著所有人對生活的最終幻想和歸屬，家文化將中國的政治、傳統宗教、禮俗與文化生活融為一體，家文化也是6號國家文化的集中體現。

后

記

超越個人的九型人格

&九型人格中國化

本文是我首次通過九型人格視角，系統分析國家集體性格以及所衍生的一系列文化和歷史現象的探討，并不全面，旨在“拋磚引玉”，其中的大量觀點還需留待社會學和歷史學家們斧正。

同時，我也呼吁我國的九型人格研究者和老師們能將九型的意義和視角放眼到更寬廣的背景，不僅僅局限于個人性格范疇，只有將整體和個體視角的結合，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人們性格背后的文化根源，才能更清晰地理解人性，才能真正將九型人格在中華大地上發揚光大——幫助人們認識和解決我們華夏民族、中國大地上曾經及正在發生的問題！這也是九型人格中國化或中國特色的九型人格研究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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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國慶節快樂！

祝愿我們偉大的祖國繁榮昌盛！